这是几年来，我在学术上持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立场的一些研究。权利优先于善，自由高于民主，是自由主义进路的一个起点。但宪政主义超验之维的凸现，使得在受到法治主义道路约束的前提下，一种对于道德价值和一个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盼望与保守重新被呼唤出来。这既与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观有差异，更与一些人在非自由主义与非法治主义路径下对于政治德性的大言澹澹迥异。坚持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中所沉淀的普世的价值约束和制度约束，是我一切学术思考与现实关怀的一个发生点。

我还深刻的记得，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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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11-19

录音整理：巴骄

巴骄：今天是自贡市　。。。

        理解中国的政体特征，一党专制和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是更多受到关注的层面。但在一党专制的包裹下，另有一个两千年来的专制主义传统，就是中央集权制。毛泽东曾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个秦政制，就是指的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的和易地为官的郡县制。中国从秦朝废封建开始，就几乎终结了任何一种中央与地方进行契约化分权的可能性。从此以一种科层制的官僚体系（郡县制和后来的科举制）取而代之，建立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体模式。迄今为止，在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宣传等现代极权主义技术以外，中央集权制仍然是共产党所沿用的一种古典的和日常的统治技术。自由主义是反一党专制的，几乎是一个常识。但自由主义是否一定是反中央集权的？对此学界是相当缺乏讨论的。

在大陆对司法独立的探讨中，有一个略有偏差的争论。总有人希望加强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将地方法院看作“中央权力机构”，看作最高法院的某种派出机构。期望法院系统能作为一个整体，有利于增强在行政系统面前的独立性。于是“司法地方化”或司法权的地方性质成为一个被批评的概念。论者往往将这个概念与令人深恶痛绝的行政对司法的干扰、及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轻易划上等号。殊不知垂直化的结果就是行政化。也有人以“国家权力机关”的属性来否定地方法院的地方性质。这也是典型的将中央简单等同于国家的大一统思维范式。地方是与中央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国家相反的概念。司法权的“中央性质”或“地方性质”，与地方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并无冲突。但这种以“司法垂直化”抵御“司法地方化”的主张有一定影响，甚至最高法院早先的一些改革措　。。。

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来说，最为至关重要的乃是人民应当受到法律的统治
——《1660年威斯敏斯特议会宣言》

国王应当不受制于任何人，但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律。
——柯克

对比“议行合一”和“分权制衡”这两种思路。会发现司法权在宪政制度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质。出于对孟德斯鸠式三权分立理论的不满，有人提出“统治权”与“司法权”的两分法 ，可能具有一种更非常鲜明的宪政主义色彩。因为它概括出宪政主义不同于民主主义的两个精髓，一是对一种支配性的公共权力（行政和立法）在整体上的质疑和制衡，二是对司法权捍卫原则、理性、在先价值和宪法权威的宪政功能的高度张扬。

在奠定了民主制和分权模式的前提下，美国宪政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司法权崛起的历程。《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将这句话拿来作为对统治权与司法权两分的一个本土思想诠释。用“祀与戎”的两分法　。。。

——《旧约·利未记》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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